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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一个延伸的判断是，中国作为一个“巨大”或“超大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改变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诸多产业的市场和企业组织格局具有必然性，这一点已经和正在被纺织、轻工、家电以及最近的钢铁等产量位居世界前茅的产业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其次，因为有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强力竞争，中国后起的企业就不可能长大的假设是不的。任何一个跨国公司无论其在国外如何强大，但在中国的发展都要从建一个车间、设一个销售点等“小事”或“中事”做起，都要从头开始学习和积累中国特有的“本土化知识”。而在开放条件下，中国的企业学习国际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成本已大大降低，而它们在本土化知识上则占有优势。中国企业的优势还不止于此，甚至还可以表现在体制上。比如相对于跨国公司事实上相当僵硬的官僚管制体制，中国后起企业小而灵活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来：就汽车降价一件事，前者要经过多个环节，几个月定不下来，而后者一个晚上就拍板了。家电、程控交换设备制造等行业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国外跨国公司占有几乎所有市场份额的起点上，中国本土企业不仅可以成长起来，而且可以在某些方面形成超越对手的竞争力，进而占有多数市场份额。再次，不能以为现有的汽车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已经完全成熟、固化，不会有结构性乃至革命性的变化了。这些年来汽车产业内总装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分离、外包和网络型企业组织的发展、独立研发设计机构的形成等，都预示在汽车企业组织形态新的演变方向。总的趋势是企业将资源和能力集中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以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企业规模扩张。企业组织结构的这种变动趋势与中国市场的快速扩张结合，很可能为立足于中国国内市